五月哲｜哲學敘事創作者

​我陷在副駕駛座裡，一邊聽著徐翡的分析，一邊在腦海中勾勒那條消失的時間線。 ​半年前。 ​這半年裡，一定發生了某個不為人知、卻足以摧毀林耀宗七十八年完美人生的「變數」。 ​徐翡放慢了車速，眉頭鎖得更深了。 ​「他都這個年紀了，七十八歲，有錢、有名，不愁吃穿，社會地位到了頂峰，家庭甚至剛迎來第三代。單從他的生活狀況來看，很難找到一個足以解釋這種劇烈變化的外在壓力。更何況，他以前從來沒有類似的精神病史。」 ​見我陷入沉思沒有回答，徐翡在紅綠燈前停下車，轉過頭看著我。 ​「其實，我今天特地來接你，還有一件事。」 ​「什麼事？」 ​「我希望你能跟我到那位醫生的命案現場看看。」徐翡推了推無框眼鏡，語氣溫和得像是在邀請我去喝下午茶。 ​我不等他說完就冷冷地打斷：「我下午沒空。」 ​「你下午兩點有一堂研究生的論文指導課。」徐翡不疾不虛地接話。 ​我挑起眉毛看向他，「知道你還問？我向來討厭不守時，更討厭讓學生等。」 ​徐翡微微一笑，眼神裡閃過一抹狐狸般的精明。他沒有說話，只是空出一隻手，從西裝內側的口袋裡抽出一張蓋著警局紅色公章的正式公函，輕輕放在我膝蓋上。 ​我低頭看去，上面印著黑體大字： ​《關於建請國立大學哲學系鄞祤教授協助偵辦特大連環謀殺案之專家諮詢公函》。 ​在公函的右下角，除了警局的公章，居然還有我們學院院長祕書蓋著「准予公假」的院辦公章，以及我的系主任簽名准許副教授代課的行政批註。 ​「這份正式公函，以及相關的專家協助申請公文，今天早上九點就從局長辦公室發到了院長辦公室。」 ​徐翡重新踩下油門，用最溫言細語的聲音，說著最無賴的話。 ​「院長很支持，院辦在公文系統裡確認了接收，代課副教授也早已排好。你那群研究生，甚至系辦通知他們代課安排的時間，早就在半小時前確認了。你今天下午的時間，現在屬於重案組了。」 ​我捏著那張沉甸甸的公函，深吸了一口氣。 ​「徐警官。」 ​「嗯？」 ​「我們已經在前往鄰市的路上了嗎？」 ​「快到了。」 ​「你這跟拐帶有什麼區別？」 ​徐翡微微偏過頭，笑得像個合法的無賴，「有區別，我有官方公函，而且上面得到了貴院方的行政認可。」 ​「但你沒有得到我本人的同意。」我揉了揉太陽穴，「我剛才以為只是出來聊一會兒，我連身分證件和教職員證都沒帶出來。」 ​「我剛剛不是正在徵求你的同意嗎？」 ​徐翡將車子駛上高速公路，語氣平和而篤定。 ...

有些音樂的張力，並非來自高亢的吶喊，而是來自極度的收斂。 聽 Bill Crow 的《Going Down》，最先穿透聽覺防禦的，不是背後流暢的律動，而是他近乎白描般的人聲與歌詞。 歌詞描繪的是一種持續下行的狀態：生活正在滑落，狀態正在下降，一切彷彿逐漸失去原本的支撐。 按照常見的音樂敘事邏輯，這種「向下」通常會伴隨撕裂的腔調、沉重的悲情，甚至聲嘶力竭的控訴。 但 Bill Crow 的聲音，卻異常平靜。 他的嗓音低沉、乾淨，帶著近乎口語的質地。他沒有刻意堆疊技巧，也沒有用大量情緒渲染替歌詞加重，只是平實地說著事情正在發生。 彷彿一個人坐在正在傾斜的房間裡，沒有喊叫，只是在觀察家具如何一件件滑向同一個方向。 於是產生了一個非常奇特的反差： 歌詞在下沉，聲音卻沒有跟著下沉。 這種「歌詞在崩塌，聲音在凝視」的關係，反而製造出更強的張力。 因為他沒有替失落安排一個戲劇性的姿勢。 他只是承認它。 而這種承認本身，讓「下墜」失去了一部分戲劇性的威脅。 生活混亂時，我們往往本能地增加輸出：解釋、抗拒、抱怨、證明，試圖用更大的情緒去對抗正在發生的事情。 但《Going Down》提供的是另一種可能。 不是把崩塌唱得更大聲，而是把崩塌看清楚。 當一個人可以用如此放鬆的語調說出自己正在下行，情緒就不再需要繼續擴張。 它被壓縮成一段清醒的觀察。 這也是我在這首歌裡聽見的「低耗能」： 不是沒有情緒，而是不再浪費能量替情緒製造更多噪音。 音樂的力量，有時並不來自它把情緒推向最高點，而是它知道什麼時候停止推動。 Bill Crow 沒有替「下行」加上一層悲劇濾鏡。 他只是讓它存在。 而當作品不再急著證明一件事情有多麼悲傷，聽者反而可能第一次真正聽見悲傷本身。 真正有重量的聲音，有時不是把坍塌唱得震天響，而是在坍塌發生時，仍然保持清醒。 💡 本文為【五月哲】原創作品。 ​本站為官方總基地，全文同步或陸續發布於：方格子沙龍、Matters、鏡文學。 👉 更多深度連載與創作動態，歡迎移步**【方格子】**：https://vocus.cc/salon/mayphy253 ​📢 嚴禁未經授權的第三方抓取與轉載。若在上述平台以外見到本文，皆為非法盜取，請支持原創。

前言：戳破「原態果汁」的安全泡沫 「原態、無添加、現榨」很容易讓人產生一種錯覺：只要糖來自天然食材，就不需要重新計算它進入身體後的代謝路徑。 但一根完整的胡蘿蔔，和一杯胡蘿蔔汁，並不是同一種物理系統。 完整食材裡，糖分與纖維、細胞結構共同存在；榨汁則把其中一部分結構直接拆開，使糖與水進入更容易被飲用的液態形式。 所以我真正想處理的，不是「天然糖是不是健康」，而是另一個問題： 如果保留胡蘿蔔的風味，我能不能先讓微生物替我處理一部分可發酵糖？ 一、生化機制：讓微生物成為代謝代理人 這次實驗的核心，是乳酸發酵。 我以切塊胡蘿蔔、鹽水與乾淨的發酵容器建立低氧環境，讓原本存在於食材與環境中的微生物群落參與這場轉化。 在適當條件下，部分乳酸菌會利用可發酵的糖作為能量來源，產生乳酸以及其他代謝產物。 換句話說： 原本由人體接手的部分糖代謝，在進入人體之前，先被微生物截走了一部分。 這就是我所說的「代謝代理」。 但這裡有一個重要的系統邊界： 發酵不是魔法刪除鍵。 糖究竟被消耗多少，取決於菌群、溫度、時間、鹽度以及原料本身。沒有經過分析測定，就不能直接宣稱發酵後「零糖」或「幾乎零糖」。 所以真正值得觀察的，不是想像中的完美去糖，而是： 發酵前後，糖、酸度與風味到底改變了多少？ 二、從甜味到酸味：重新分配風味能量 發酵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它並不只是減少某一種成分。 當可發酵糖被微生物利用，系統同時會產生新的代謝物，酸度上升，原本單純的蔬菜甜味也會逐漸被酸香、草本氣息與發酵風味包圍。 於是，飲料的「好喝」不再依賴大量甜味。 我得到的不是一杯更甜的胡蘿蔔汁，而是一杯： 甜味下降、酸度上升、香氣變複雜的胡蘿蔔發酵液。 這是一種感官上的重新配重。 當甜味不再佔據整個訊號通道，大腦反而開始接收其他訊息：酸、鮮、草本、微鹹，以及發酵所帶來的特殊氣息。 低糖飲料因此不必只能走向「寡淡」。 它可以改寫自己的風味結構。 三、代謝緩衝：有機酸不是血糖防火牆 發酵產生的有機酸，確實可能影響食物的消化與餐後血糖反應；酸味也可能改變胃排空與碳水吸收的速度。 但這裡不能把它直接升級成「血糖防火牆」。 它比較像是一個可能影響整體餐後反應的變數。 真正的效果，仍然取決於飲用量、食物組合、個體代謝狀態以及整餐的碳水負荷。 因此，我更願意把它稱為： 代謝緩衝因子，而不是代謝保護罩。 這個差別很重要。...

最近讀到一段討論巴門尼德的文字，我突然想到一個以前從未真正想過的問題： 如果一個存在，從來沒有被任何生命知道，它還算「存在」嗎？ 這不是科幻小說，而是一個關於「存在」本身的問題。 假設世界上曾經只有一個人。 他出生、生活、死亡。 沒有留下文字，沒有留下工具，也沒有另一個生命見過他。 億萬年後，宇宙依舊運轉。 那麼，我們能說他「存在過」嗎？ 從物理學來看，他當然存在過。他曾經由原子構成，也改變過周圍的世界。 但從資訊的角度來看，他卻像從未出現。 沒有任何證人。 沒有任何記憶。 沒有任何可以被解碼的資訊。 這讓我開始懷疑，也許我們平常說的「存在」，其實混合了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第一種，是物理上的存在。 它只是宇宙裡某種物質排列的一段歷程，與是否被知道毫無關係。 第二種，則是心智中的存在。 只有當某件事被辨識、被命名、被記憶，它才真正進入了我們所理解的世界。 於是我開始懷疑： 「存在」會不會也是一種語言？ 如果沒有任何生命替它命名，「存在」這個概念本身是否就失去了意義？ 這讓我想到維特根斯坦。 也許「存在」並不是世界額外附帶的一個屬性，而只是我們描述世界時所使用的一種語言工具。 石頭不需要知道自己存在。 星系不需要知道自己存在。 只有人類才不停追問： 「它存在嗎？」 真正需要這個詞的，也許從來不是宇宙，而是我們的大腦。 於是，我又想到另一個問題。 如果最後一位觀察者也消失了，那些曾經存在過的一切，又會變成什麼？ 山脈仍然會崩解。 恆星仍然會燃燒。 宇宙仍然會演化。 只是，再也沒有任何心智，把這一切稱作「存在」。 存在本身沒有改變。 改變的是，再也沒有語言替它作證。 這也讓我重新理解了記憶。 記憶未必是為了保存昨天，而是生命為了預測明天建立的模型。 那些沒有任何預測價值的事情，大腦便慢慢刪除；那些能幫助生存的經驗，則被保留下來。 因此，記憶不是歷史博物館，而是演化留下的導航系統。 它不是為了證明昨天，而是為了讓我們活到明天。 所以，我現在反而不再急著追問： 「它到底存在過嗎？」 而更想問： 「如果沒有任何心智去理解它，『存在』這個詞還剩下多少意義？」 也許，宇宙只是持續發生。 真正創造「存在」這個概念的，不是宇宙，而是思考宇宙的生命。 💡 本文為【五月哲】原創作品。 ​本站為官方總基地，全文同步或陸續發布於：方格子沙龍、Matters、鏡文學。 ...

車廂裡一陣短暫的沉默。 ​引擎聲低低地轟鳴著，徐翡握著方向盤，修長的手指有節奏地輕輕敲擊。他深邃的眼神盯著前方變換的交通號誌，似乎在將剛才所有的邏輯拼圖推倒重來。 ​過了許久，他突然開口：「不對。」 ​「哪裡不對？」我轉頭看他。 ​「如果按照我們剛才的推論，林耀宗根本沒有童年創傷，甚至可能連人格分裂都是假的……」徐翡放慢車速，眉頭鎖得更深了，「那他何須接受治療？假設那位地下醫生的診斷報告徹底是一份偽造的假貨，林耀宗一個沒病的人，為什麼要大費周章、隱瞞所有人，定期跑到鄰市去看精神科？」 ​他透過後視鏡看了我一眼，眼神裡帶著刑警特有的敏銳：「一個心智健全的百億富豪，會自願配合醫生演一齣精神分裂的無聊戲碼嗎？這不符合基本的行為動機。」 ​「這就是我們需要解開的謎題。徐警官，很多事不能只看表面。」 ​我換了個舒服的坐姿，語氣一如既往地冷靜。 ​「在精神醫學史和認識論上，有一個非常經典的問題：究竟是疾病本身造成了症狀，還是醫生的診斷與暗示，也可能影響一個人對自身狀態的理解？林耀宗去看醫生是真的，但問題在於——他是真的有病，還是『被診斷』到以為自己有病？」 ​徐翡被我這繞口令般的反問弄糊塗了，「你是說……」 ​「臨床心理學與精神醫學裡，確實存在醫源性影響的現象。某些高度受暗示影響、又對自身症狀存在強烈焦慮的人，可能受到診斷、治療方式或醫療者暗示的影響。」 ​我轉頭看著徐翡的側臉。 ​「林耀宗表面上是個無瑕的聖人，但我們剛剛才達成共識，純粹的善是不存在的。這意味著他內心深處一定溺著某種不可告人的骯髒秘密，或是極深的罪惡感。而那位地下心理醫生，精準地抓住了他的軟肋。」 ​徐翡的眼神微變，側耳傾聽。 ​「醫生利用藥物、暗示，甚至可能採取催眠等手段，將林耀宗偶爾因為老化或壓力產生的記憶斷層無限放大、定性。醫生不斷暗示他、恐嚇他：『你體內誕生了一個反社會的惡魔人格，他想毀了你現在完美的名聲。』久而久之，林耀宗真的信了。他活在自己分裂的恐懼中，只能越發依賴這個唯一能救他的醫生。」 ​「這就是康德那句『把靈魂當成機器零件』的真正含義。」我冷笑了一聲，「醫生像組裝機器一樣，在一個活生生的人身上，人為製造出一套他原本並不存在的病理敘事。他把一個活生生的人，當成了他玩弄精神控制的實驗工具。」 ​「林耀宗是什麼時候開始看這個地下精神醫生的？」我問。 ​「根據我們目前查扣的預約...

在人類觀看圖像的過程中，真正讓人產生不安的，未必是畫中的人物，而可能是空間本身。 每當我凝視居斯塔夫．莫羅（Gustave Moreau）的作品，最先感受到的並不是神話人物或宗教故事，而是一種近乎密不透風的空間壓力。 那份詭秘並不主要來自血腥或恐怖，而是源於畫面本身所建構出的視覺結構。 莫羅並不追求歷史場景的忠實再現。他經常將阿拉伯、拜占庭、古典神話，以及帶有東方色彩的裝飾元素重新組合，讓原本屬於不同時代與文化的元素，同時存在於同一個畫面。 它們彼此並不真正屬於同一個歷史現場，卻在莫羅的畫布上形成了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 於是，觀看者會本能地試圖替這些建築、人物與裝飾建立空間關係，卻始終難以得到一個完全穩定的答案。 這種介於理解與失序之間的狀態，反而成為莫羅作品迷人的地方。 另一個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畫面的高密度。 藝術史常以「空間恐懼」（Horror Vacui）描述某些幾乎不留下空白的視覺傾向，而莫羅的不少作品，確實帶有近似的觀看效果。 畫面裡幾乎沒有真正可以讓視線休息的地方。寶石、雕飾、紋樣、煙霧、柱體、拱門與建築細節彼此堆疊，使視線很難停留在單一焦點，而是不斷被畫面的細節牽引。 在我的觀看經驗裡，畫面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有時反而不是人物，而是那些繁複的建築與裝飾。 人物往往靜止、莊嚴，甚至帶著幾分冰冷；相反地，那些層層堆疊的拱門、柱體與圖騰，卻彷彿擁有自己的呼吸。 建築不再只是背景，而逐漸成為畫面的主角；人物則彷彿只是被安置其中的存在。 這種主客位置的反轉，使莫羅的作品產生了一種難以言喻的神祕感。 或許，莫羅真正讓人著迷的，不只是華麗的裝飾，而是他讓我們意識到： 空間本身，也可以成為情感的載體。 當密度、結構與象徵彼此交疊，建築便不再只是容納人物的場所，而開始承擔情緒。 它可以壓迫，可以迷惑，可以製造距離，也可以讓人物顯得渺小而孤獨。 因此，觀者走進莫羅畫中的，或許並不是一座真正存在過的宮殿，而是一個由神話、宗教、裝飾與想像共同編織出的精神空間。 而這也讓我重新理解「背景」這個詞。 有些藝術裡，背景只是人物身後的世界。 但在莫羅那裡，背景有時已經不再是背景。 它本身，就是正在發生的事情。 💡 本文為【五月哲】原創作品。 ​本站為官方總基地，全文同步或陸續發布於：方格子沙龍、Matters、鏡文學。 👉 更多深度連載與創作動態，歡迎移...

讀到一篇文章，討論「生態系統會不會發生故障」。 作者認為，我們習慣把森林崩潰、珊瑚白化稱為「故障」，彷彿生態系統是一台機器，有正常狀態、有設計藍圖，也有偏離之後需要修復的零件。 但生態系統不是機器。 它沒有預先寫好的藍圖，也沒有唯一正確的「正常狀態」。森林會演替，物種會消失，環境也會不斷變動。因此，從這個角度看，「故障」這個詞確實值得懷疑。 可是讀完之後，我想到的不是「故障」，而是另一個詞： 破壞。 「故障」是一個相對中性的詞。 像電風扇壞了，我們會想辦法修理它，卻不會追究電風扇的責任。因為機器的損壞可以被理解為系統內部的異常。 但森林消失、河流污染、過度捕撈與物種滅絕，有些情況並不是世界自己「壞掉」了，而是有人砍伐、排放、捕撈，主動改變了原本的條件。 於是我發現，我真正想問的問題可能不是： 「生態系統是否故障了？」 而是： 「誰動了手？」 這不是同一個問題。 前者討論的是「正常狀態」是否存在，以及我們是否有資格把某種狀態稱為「故障」。 後者討論的，則是行動者、因果關係與責任。 一旦把「人類」重新放回句子裡，某些原本看似中性的語言，就開始變得不那麼中性。 「生態系統發生故障」聽起來像是世界出了問題。 「人類破壞了某個生態系統」則立刻產生了另一個問題： 誰做的？為什麼做？誰從中獲益？誰承擔代價？ 這時候，我才發現，作者和我其實在問不同層次的問題。 作者關心的是概念：生態系統究竟有沒有「正常狀態」？ 而我在意的是因果：某些東西正在消失，而這種消失是否存在可以追溯的行動與責任？ 所以，我並沒有真正回答作者原本的問題。 我只是重新問了一次。 而這件事本身，反而讓我想到一個更普遍的問題： 我們是不是太習慣接受別人替我們設定好的問題？ 因為一個問題從來不只是等待答案的容器。 它的措辭、前提與分類方式，往往已經偷偷替我們決定了哪些因素值得被看見，哪些因素可以被忽略。 「故障」讓我們想到修理。 「破壞」讓我們想到行動者。 兩個詞描述的可能是同一片正在消失的森林，但它們把我們帶向完全不同的思考路徑。 所以，有時候真正重要的，不是答案，而是： 問題本身是不是問對了。 結語 當別人給你一個問題時，你不一定要接受它的前提。 有些問題本身，就已經偷偷替你決定了世界應該如何被理解。 這時候，比起急著回答，更重要的或許是： 換一個問題。 因為那不是逃避問題。 而是拒絕在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