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哲｜哲學敘事創作者

​這天下午，我正準備將幾箱新到的參考書搬進辦公室。 ​那是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的幾個新譯本，準備作為研討會的資料。書比預期中重得多，我試圖將其中一箱堆上推車，但紙箱邊緣沒放穩，突然向一側滑去，眼看就要散落一地。 ​我下意識伸手去穩，但原本的物理平衡已經打破。 ​正當我大腦本能地計算著如何以最低耗能挽救這場小事故時，一雙手已經穩穩托住了即將傾倒的箱底。動作乾脆，沒有一絲猶豫。 ​我抬頭，是余伽齊教授。 ​他剛好經過走廊，臉上一如既往地沒有任何表情。他沒說話，只是掃了一眼推車上的空位，伸手示意我退開一步，隨後徒手提起了最重的那箱書——裡面裝滿了尼采《權力意志》的德文原版資料。他只是微調了一下手臂的角度，便將紙箱穩穩碼在推車最底層，再把我剛才差點弄翻的譯本疊在上面。 ​整個過程流暢得像在解一道物理題，精確、高效。 ​「謝謝，余教授。」 ​他連眼神都沒分過來，轉身繼續往前走，彷彿剛才的幫忙只是某種順理成章的邏輯必然。 ​我推著重新恢復平衡的推車看著他的背影。這種不加解釋、也不求回報的高效，倒是意外契合我們之間那種**「不耗能」的默契**。 ​重讀完齊宇的《假如叔本華有同頻者》後，我回頭翻開了他的另一本書：《點狀腦如何炸掉黑格爾？》。 ​第一次讀時，我就在某個段落停留了很久。作者在書中提到，他曾問過一位擁有直覺哲學腦、卻非專業出身的朋友三個問題，並將這類人稱為「點狀腦」。 ​真正讓我感到不安的巧合是，那三個問題，竟然與當年余伽齊在課堂上問我的完全一致；而那位「點狀腦朋友」給出的答案，也與我當年的回答如出一轍。 ​世上會有這麼精確的巧合嗎？ ​無數個推演在我腦海中迅速展開：難道當年齊宇或那位朋友旁聽過我的課？還是說，這是我與那位陌生人之間某種超越時空的「意識共振」？ ​但我很快否決了後者。我的回答明顯早於這本書的出版時間，若真有共振，至少應該存在時間上的同步，而不是事後的單向重現。 ​這背後必然隱藏著某種尚未被發現的邏輯聯繫，絕非單純的隨機事件。這是一個需要被精確驗證的現象。 ​星期日，我準時抵達約好的餐廳。 ​我給浩浩買了一個普通造型的巧克力蛋糕，而不是卡通造型的可愛蛋糕。我的直覺判斷是：浩浩的喜好大概不會遵循一般孩子對視覺刺激的偏好，比起外形，他更在意食物本身的味道。 ​事實證明我的判斷沒錯。浩浩一見到我便快步跑過來，我蹲下身，他伸出雙手給了我一...

第一次讀恩培多克勒時，我腦中突然冒出一個畫面。 他的四元素論，好像在做菜。 土、水、火、氣，就像不同的材料。它們以不同方式混合，形成我們所看見的萬物。 可是讀到「愛」與「鬥爭」時，我反而開始猶豫了。 如果把它們理解成兩股彼此競爭的力量，好像一個增加，另一個就必然減少，那麼我們是不是又把一個哲學概念，過早翻譯成了可以計算的數字？ 我越想越覺得，不一定如此。 愛與鬥爭不像鹽和糖，可以秤出三公克、五公克。它們更像兩種不同的作用方向。 愛使事物趨向聚合，鬥爭則使事物趨向分離。 因此，真正改變世界的，也許不是「愛比較多」還是「鬥爭比較多」，而是在某一個階段，哪一種作用正在主導事物的運動。 例如，一個群體開始形成合作關係，我們可以說其中的「愛」正在發揮作用；當分裂、衝突與對立開始擴大，則可以說「鬥爭」的作用正在增強。 但這並不意味著宇宙裡真的存在一把天平，可以精確秤出： 今天是 63% 的愛，37% 的鬥爭。 這樣的數字，其實是我們自己加上去的。 就像做菜一樣，真正重要的從來不只是材料「有多少」，還包括它們如何混合、如何變化，以及在什麼階段發生作用。 所以，我開始覺得，恩培多克勒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也許不是他是否能替「愛」與「鬥爭」制定一張精確配方表，而是他試圖用兩種基本原理，描述世界為什麼會不斷發生聚合與分離。 這也讓我想到一個很有趣的人類習慣： 我們總想把無法直接測量的東西，轉換成可以計算的數字。 因為數字讓我們感覺自己掌握了它。 可是，有些概念本來就不是「多少」的問題，而是「如何發生」的問題。 愛與鬥爭，也許就是如此。 它們未必是一架天平兩端的重量，而更像是宇宙運動中的兩種方向。 不是重量，而是關係；不是比例，而是作用。 而這或許也是閱讀古希臘哲學最有意思的地方：當我們以現代人的眼光重新閱讀那些古老概念時，不一定要急著判斷它們「對不對」。 有時候，只需要先問一句： 他究竟正在試圖描述什麼？ 當問題被重新看見，兩千多年前的哲學，也就不再只是歷史上的答案，而重新變成了我們今天仍然可以繼續思考的問題。 💡 本文為【五月哲】原創作品。 ​本站為官方總基地，全文同步或陸續發布於：方格子沙龍、Matters、鏡文學。 👉 更多深度連載與創作動態，歡迎移步**【方格子】**：https://vocus.cc/salon/mayphy253 ​📢 嚴禁未經授...

​我原本以為，那場短暫的跨界諮詢就此結束。 ​我和這位長得像歷史教授的斯文刑警，大概率會退回到「閨蜜的哥哥」這種永遠不會再有交集的平行線上。畢竟我向來討厭冗餘的社交，而他也該回去寫他的結案報告。 ​沒想到，三天後，我的手機響了。 ​一個陌生的號碼。接起來，裡面傳來徐翡那種特有的、不疾不徐的聲音。 ​二十分鐘後，一輛低調的黑色轎車停在了大學哲學系館的樓下。 ​我拉開車門坐進副駕駛座。徐翡順手遞給我一杯熱咖啡。這次是黑咖啡，沒有加糖，也沒有加牛奶。顯然在短短一個小時的相處裡，他已經記住了我的飲用習慣。 ​「查到了。」 ​他沒有寒暄，直接啟動了車子。 ​「我們清查林耀宗的遺物時，在他辦公室的私人保險櫃裡發現了幾瓶沒有標籤的精神科管制藥物。順著藥品批號和流向反查，才找到鄰市那家地下診所——他一直用假名在那裡看病。醫生那邊留下了一些就診紀錄，我們目前已經取得了合法調查範圍內能拿到的資料。」 ​徐翡看著前方的路況，語氣裡帶著一絲破案後的輕鬆：「紀錄上的診斷結果，證實他確實患有嚴重的解離性身分疾患。他的另一個人格極度厭惡林耀宗表面的『偽善』，並且策劃了那場頂樓的毀滅。鄞教授，你的假說成真了。」 ​我喝了一口黑咖啡，苦澀的溫度在舌尖散開，剛剛好。 ​我沒有像他想像中那樣露出欣慰的表情，只是平靜地問：「那份紀錄裡，有沒有提到他的童年創傷？」 ​徐翡微微一愣，「這倒好像沒提到……紀錄上只是詳細記載了他幾次人格轉換的時間、藥物反應，以及解離症狀的確診報告。」 ​「徐翡，目前主流的精神醫學創傷模型認為，解離性身分疾患通常與童年時期長期、嚴重的創傷經驗有關，尤其是在兒童尚未建立完整自我認同的階段。」我轉頭看著他，「你認為，一個只能在陰暗處執業的地下醫生，他給出的診斷，百分之百可信嗎？」 ​徐翡眼神一凝，眼鏡片在陽光下閃過一道銳利的光：「你的意思是……醫生偽造了醫療紀錄？」 ​「在邏輯學上，如果前提是虛假的，後面的推論再漂亮也毫無意義。」我交疊雙手，「況且，一個對精神醫學毫無研究的普通商人，要如何知道自己體內存在另一個人格？是他自己在漫長的治療中逐漸發現了這件事，還是……有人在長期的心理諮商裡，故意讓他相信自己有病？」 ​徐翡的眉頭慢慢皺了起來。他畢竟是辦案多年的刑警，瞬間聽懂了我的弦外之音。 ​「警方這幾天，有去調查過林耀宗的童年背景嗎？」我追問。 ​「查了。」徐翡將...

​有時候，哲學並不是從書桌開始的。它可能發生在下班回家時，一隻母貓突然衝到你腳邊，對著你不停「喵嗚喵嗚」的時候。 ​我一直很怕流浪貓把小貓帶到家附近。尤其是兩三個月大的小貓，最喜歡鑽進停在門口的汽車引擎艙。對我而言，最恐怖的不是「車裡有貓」，而是某一天發動車子後，才發現自己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讓一隻生命承受了不可逆的後果。 ​所以，當雌貓「肥妹」後來真的生了四隻小貓，又把牠們帶到家門口時，我立刻提高了警戒。 ​但有一天早上，我準備上班時，小貓們突然全部消失了。我猜牠們大概又被母貓搬到了某個更隱密的地方。直到下班回家，肥妹一看到我，便立刻衝過來不停叫。 ​那不是平常討食時的叫聲。那一刻，我第一次覺得，一隻貓的叫聲竟然可以帶著某種「存在焦慮」。牠在車旁來回踱步，彷彿正在質問：「我的孩子呢？」 ​我突然意識到，牠並不知道小貓究竟在哪裡。而我也不知道。 ​於是，我打開了引擎蓋。那幾秒鐘非常奇妙，明明我還沒有看到任何東西，大腦卻已經先替我製造了一整套最糟糕的劇本。 ​空無一物。我鬆了一口氣。 ​但故事並沒有在這裡結束。幾分鐘後，一隻、兩隻、三隻、四隻小貓，竟然從車底陸續鑽了出來。原來牠們整整躲了大半天。 ​一、 未知不是虛無，只是尚未確認的存在 ​那一刻，我突然想到哲學裡一個很有趣的問題：我們害怕的究竟是「不存在」，還是「不知道存在於哪裡」？ ​對我而言，真正折磨人的不是已經發生的事實，而是那個尚未被確認的可能性。在引擎蓋被打開之前，小貓既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而我的大腦卻已經在兩種極端可能之間高速運算。 ​這正是存在主義的核心情境：人面對未知時，往往試圖替未知填上答案。問題是，在答案真正出現前，我們填進去的往往不是事實，而是恐懼。 ​未知不是虛無，未知只是尚未被我們確認的存在。小貓沒有因為我看不見而消失，牠們只是躲在我不知道的位置。「看不見」與「不存在」，從來不是同一個命題。 ​我們經常用感知的邊界替世界畫界線：眼睛看不到便以為沒有，不知道答案便以為不存在答案。但知識的邊界，從來不等於存在的邊界。 ​二、 不問意義，直接活成答案的「超貓」 ​這四隻小貓最有趣的地方，是牠們根本沒有思考這些哲學問題。牠們沒有閱讀尼采，也不知道加繆，更不知道什麼叫存在主義。牠們只是活著。 ​高溫、震動、噪音與陌生環境都沒有讓牠們放棄。牠們依靠的是最原始的生物本能：躲藏、...

前言：當「潔白」成為一種文化錯覺 ​在《蛋糕裡的文化史》中，白糖曾是財富與權力的象徵。越潔白、越精製，便越顯得尊貴。 ​但如果把視角從歷史文化拉回人體的生化系統，我們不得不反思：我們是否將「純度」誤認成了「更好的食物」？ ​白糖的核心問題，從不在於其視覺上的白色，而是在於它經過高度精製後，抽離了所有微量元素與物理結構，只留下了一組極高密度、極易被吸收的純粹能量訊號。 ​1. 被過度放大的「低阻力」能量訊號 ​天然水果同樣含有糖分，但水果同時包裹著水分、膳食纖維、細胞壁結構，以及咀嚼所需的物理時間。一顆水果與一杯含糖飲料，即使提供等量的糖，其「輸入方式」卻完全不同。 ​這極其類似資訊系統的運作：一個系統出現障礙，往往不是因為輸入的數據本身帶有毒性，而是當高密度資料以極高速度、極低阻力湧入時，系統的硬體設備缺乏對應的緩衝機制。 ​精製糖最值得警惕之處，正是它將飲食的「物理摩擦力」降到了近乎於零。它不是化學意義上的毒藥，而是一組過於流暢、極易引發超載的高密度能量訊號。 ​2. 奶茶店：現代代謝系統的高頻輸入端 ​現代食品工業最精密的成就，在於將過去極難取得的高能資源，重構成隨處可及的日常商品。街角林立的奶茶店，將精製糖、高脂乳品與膠質澱粉完美調和，打造出極具感官吸引力卻幾乎不需要咀嚼的流體。 ​液態輸入是極致的「低阻力通道」。使用者無須花費時間撕咬與消化物理結構，高濃度的糖分便能毫無阻礙地直達吸收端。 ​這並非糖本身變成了某種病毒，而是現代商業環境打造出了一套高效率、低成本的高能輸入機制，隨時對人體的代謝防線發起高頻衝擊。 ​3. 拒絕妖魔化：看透訊號，而非封印白糖 ​如果從系統輸入的角度來解讀，白糖並非邪惡的後門程式，而是一組過於容易被接收的高密度代碼。它不需要經過完整食物結構的拆解包裝，就能直接驅動系統。 ​偶爾的輸入對健康的生理系統而言並非災難；真正引發失衡的，是長期、高頻且無感知的過量輸入，以及它與生活型態所形成的負向累積效應。 ​將白糖簡單粗暴地標籤化為「毒藥」，只會讓複雜的飲食問題流於簡化。真正值得思考的核心在於：我們為何如此容易獲得它？又為何會在缺乏察覺的情況下，輸入遠超系統負荷的劑量？ ​結語：真正的清醒，在於看懂輸入系統 ​我們真正需要警惕的，從來不是「白色」本身，而是**「純度等於品質」這層深植人心的錯覺**。 ​精製得越乾淨，...

我抬起頭，對上徐翡那雙沉靜的眼睛。 「這是黑格爾的辯證法。」 我將照片推回去。 「正、反、合。」 徐翡微微挑眉。 「所以，警局的心理學顧問錯了？」 「倒也不一定。」 我聳了聳肩。 「只是把哲學家的理論直接當成精神病患的胡言亂語，多少有點不尊重書本。」 徐翡忍不住低笑了一聲。 我沒有理會他的反應，只是重新看向照片。 「有沒有一種可能，這根本不是謀殺，而是一場『哲學性的自殺』？」 徐翡臉上的笑意瞬間消失。 「自殺？」 「你們警方目前證明的，只是林耀宗沒有一般意義上的自殺動機。」 我平靜地剖析。 「比如財務危機、家庭破裂、重大疾病，或者其他足以讓一個人主動結束生命的現實因素。」 我用手指輕輕點了點照片上的死者。 「但如果殺死他的，不是情緒，而是邏輯呢？」 徐翡沉默了幾秒。 多年刑警生涯養成的敏銳度，讓他立刻抓住了我的意思。 「你認為他精神異常？」 「我認為任何可能性，都值得先被納入考慮。」 我端起拿鐵，用指尖沿著杯緣緩緩劃了一圈。 「黑格爾所討論的辯證運動，核心之一，就是事物內部的矛盾會推動它不斷發展。通俗一點說，就是一個狀態發展到極致之後，往往會孕育出與自身相對立的力量，最後再產生新的結果。」 我停了一下。 「正、反、合。至少，這是最適合拿來理解這張紙條的一種方式。」 我將視線重新落回林耀宗的照片。 「而林耀宗的人生，實在太完美了。」 徐翡看著我。 「大慈善家、成功企業家、模範丈夫，一個被媒體公開稱頌了幾十年的聖人。」 我微微皺起眉。 「這種人如果真的存在，反而會讓我產生一種職業病式的不安。」 「因為太完美？」 「因為人類不是這樣運作的。」 我放下咖啡。 「越強烈的克制，背後未必存在相反的慾望，但至少值得問一句：他究竟在克制什麼？」 徐翡若有所思。 「所以你認為，林耀宗體內可能存在一個完全相反的自己？」 「我認為這是一個假說。」 我看了他一眼。 「不是結論。」 「而且，如果真的是人格解離呢？」 「那就更有意思了。」 我冷不防問道： 「林耀宗平日裡有沒有修讀過哲學，或者對這方面表現過興趣？」 徐翡愣了一下。 「據我們所知，他只是個普通商人。」 他推了推眼鏡。 「商人應該不會對這種掉書袋的東西感興趣吧？」 「不要因為他是商人，就替他決定不能有精神追求。」 我看著他。 「警方有沒有問過他的家屬，他平日的閱讀習慣？或者家中的書房裡，有沒有德文古典哲學的藏...

​若只看畫冊，很難相信這些作品出自同一位畫家之手。 ​早年的戈雅是西班牙宮廷備受重用的畫家。他描繪皇室肖像，創作色彩明亮、充滿洛可可趣味的掛毯草圖，作品輕盈華麗，洋溢著世俗歡愉。 ​然而到了晚年，在他居住的「聾人屋（Quinta del Sordo）」裡，他直接將令人不寒而慄的《黑色畫作》繪於牆上。《農神吞噬其子》中已找不到早年的明亮，取而代之的是恐懼、瘋狂與死亡。 ​從宮廷畫師到戰爭見證者，再到直視人性深淵的創作者，戈雅的風格看起來發生了劇烈斷裂。但若剝開形式外殼，便會發現：他改變的從來不是自己，而是觀看世界的方式。 ​一、 剝離神話：宮廷肖像中的真實凝視 ​貫穿戈雅一生的底層邏輯始終未變：對人性真實的凝視。 ​即使身處最需要逢迎權力的宮廷，他也沒有把王室包裝成神話。在《查理四世一家》中，人物依然帶著各自真實的神情與姿態。王冠固然存在，但神聖的光環並未完全遮蔽人性的本色。 ​二、 撕開英雄主義：戰爭現場的暴力本質 ​到了戰爭時期，他更進一步撕開了英雄主義的外衣。 ​《1808年5月3日的槍殺》沒有將戰爭處理成光榮的勝利敘事。畫面核心不是英雄，而是等待死亡的平民、暴力本身，以及人在武力面前呈現出的恐懼與脆弱。 ​三、 徹底卸載濾鏡：聾人屋裡的幽暗直接 ​晚年失去聽力、與外部世界保持距離後，他的藝術語言變得更加幽暗。《黑色畫作》不再需要宮廷的華麗，不再需要公共敘事，甚至不再需要向觀眾解釋。 ​它直接將人性中最難以觀看的部分攤開：恐懼、暴力、瘋狂與死亡。形式越來越黑，觀看卻反而越來越直接。 ​結語：風格不是牢籠，焦距才是本質 ​藝術家的風格變化，未必代表創作者換了一個人。同一個人，在不同階段可能使用完全不同的語言——年輕時透過明亮色彩理解世界，後來透過陰暗筆觸拆解世界。表面是風格斷裂，底層卻是一條從未中斷的思考線。 ​固定風格可以成為辨識度，卻不該成為牢籠。真正需要保持一致的，不是色彩與題材，而是觀看世界的方法。 ​戈雅用了一生，逐漸剝除畫布上的虛飾。從宮廷的華麗到《黑色畫作》的幽暗，他看似一次次改變了自己，實則恰恰相反：他只是越來越不願意替真實加上濾鏡。 ​形式可以變，語言可以變。只要底層的觀看邏輯依然存在，改變的就不是創作者，只是他的焦距，又往真實靠近了一點。 💡 本文為【五月哲】原創作品。 ​本站為官方總基地，全文同步或陸續發布於：方格子...